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，有了切肤之痛，自然是个原因，一位支持我的观点的网友Calon 于 1/4/2005 10:36 PM留言问得好：

请告诉我这个“应有灾”的印尼，其宗教信仰的状况是如何的呢？究竟是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印度教的人多，还是无神论的人多呢？或者你觉得伊斯兰教的人比无神论者更该死？
这样的人哪，自己未逢灾厄的时候，就总以为别人犯了罪行活该受难，自居道德高人一筹的姿态，可见一斑。

更重要的是几年来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灾害，使人们体会到“敬畏”没有用，还是只有众志成城，依靠科学技术，奋起抗灾才是出路。但是，由于“天谴”之说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而且是在文化传统中是主流，所以王安石说了句“天变不足畏”就不得了，而至今也不能低估其影响。

那个“师父”的信徒办的网站设有“天人之际”版，专门宣传“天人感应”，每当中国大陆出现暴雨、干旱、雷击、冰雹、地震、蝗虫等等自然灾害，都必定就此大 做文章，这次也不例外，不用去说，而有些不错的文人学士竟也“失言”，虽其用意不同，但亦非偶然，实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的一种反映。有人为之辩护，实 际上得到的效果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；另一方面我以为也不必对其个人苛责，而应从根本上认识我们的文化的弱点。

看到吴柞来先生为此写的一篇文章《既有天佑说必出天谴论》（凤凰博报）仅就标题看就感觉不错，因为就是这个理，既然你说天可保佑你，那他当然也可以惩罚你。而这个地震是天谴之说，也正是出现在2008年5月1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标题就为《天佑吾民》 的众评中，总之你是有意无意把那个神灵化（在中国还同时被人格化）的天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。诚如吴先生所言，“如果说天谴论是一种迷信，那么天佑说是不是 一种迷信？”可惜看下去，原来吴先生是把两者都肯定，将它们解释为人类通过感悟自然力，而对自己的一种精神暗示性的惩罚或鼓励。我相信是有人能得此感悟， 但对一般人来说是血淋淋的现实，对天谴之说不能接受是必然的。因此为之辩护的人也承认“用词不慎”而那位有过类似语言的外国女星，最后也不得不道歉。

也许有人是想师法董仲舒借“天谴”以制约或规劝当权者，其实查一查历史，董仲舒这个“天谴论”并没有收到什么实际效果，据李鄂荣先生查证，因地震而下诏罪 己始于汉宣帝，说过“朕甚惧焉”的话，还鼓励臣下直言，免去灾区田赋，计两次，本始四年和地节三年。汉宣帝是个深知民间疾苦比较好的皇帝，他能这样做，而 到他的儿子当皇帝后，汉元帝初元元年和二年，连续地震多次，元帝也下诏说自己治国有“大亏”，向下征求意见，要大家直言不讳，但结果是引发了宦官、外戚和 大臣间的恶斗，最后以太傅萧望之承担责任自杀而结束。“自此以后，天谴论的性质也有改变。天谴论者的矛头转向了大臣的辅佐失误，宦官的弄权、后妃或外戚的 擅政等，作为天子的皇帝却逐渐退到幕后去了。”（中国地震地质灾害，李鄂荣 姚清林著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，32-33页》

而且时代终究不同了。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德赛两先生即将九十年，再不济，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，上过小学的人应该就能知晓，还要借天谴来表达自己的诉求，即使本非恶意，也不能怪群众为何要如此指责了。

不过在“众言”发表的感言中，大多还是着重在人类自身的现实而并无求天保佑的空话，特别是章诒和先生说的：“现在仅仅是政府、国民在抗击灾难、拯救灾民 吗？不，灾难和灾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国民：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，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。”说得多好。还有郭道晖先生更明确说出：“‘天变不足畏’，灾难深重的 中国人民曾经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顽强的承受力，战胜过历来的各种艰难险阻，也一定能战胜这次灾难。”与“地震是天谴”大相径庭，但实际就是如此，在自然灾 害面前也只能如此。他们两位都是从炼狱中走出来的，说的是实在的话。

既无“天谴”，亦无“天佑”。从来没有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和皇帝。这歌词我看一万年后也管用。

当然，如果有文人学士借天以抒发自己的感情，呼天呛地，自有他创作的自由，谁也不会去指责李白的白发三千丈，但在联系到实际运用时，请慎重，更值得反省自己身上科学与民主的元素究竟有多少。

陶世龙，2008年6月2日。